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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夜间 一座县城数十个取款机为何全部停用
一夜之间,全县数十个自动取款机全部停用。

  这并非为维护线路,也不是银行缺少现金,而是打击“短信-银行卡”诈骗的手段之一,自2006年3月开始实施。在安溪——这个地处福建东南的山区县城里,此类骗术一度泛滥成灾。

  “我们很委屈。”6月11日,安溪县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对本报记者说。陪同的一位警官更是感慨,“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,而且永无尽头”。他用无奈来形容自己两年来一线作战的体会。而这种悲情,从安溪县公安局局长方贞群深锁的眉头中再次印证,“犯愁,真的很犯愁”。

  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曾收到类似的短信:“您的手机号码幸运地获得了××公司的大奖”;“您的银行卡在××超市被刷××元”;“您获得了××税务局退税××元”,下个环节无一例外是让你与某人联系,提供银行卡卡号和,对方会“打钱给你”或“为你的消费行为查询”。如果你泄漏了“天机”,卡里的钱转瞬间就被划入骗子名下。

  目前,全国只有青海、西藏、贵州没有出现此类案件。2003年-2005年,是短信诈骗发生的高潮期。在深圳,警方一个月曾接到402个报案;在温州,一条短信骗走了某女士53万元。现在,几乎每个柜员机旁边都贴出了“谨防短信金融诈骗”的“紧急提示”。

  而这正是骗子们最忙碌的时候。当地一通讯店的老板林先生说,“2004年初,安溪的行骗者喜欢在附近山上作案发送短信,那时,站在山脚下向山顶远眺,可以看到许多忙碌的身影。”

  “一个团伙一般由头目和3-5名负责发送短信的‘小工’组成。有些头目还同时扮演公证人员、银行职员甚至警察。大团伙里,‘小工’数量可达几十个。”这位人士说。而该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郭队长分析道,为了安全,团伙往往由亲友组成,所以夫妻档、父子档、兄弟档最为普遍。即使是“小工”,也要有乡土的裙带关系。

  一些未成年人因为扭曲的亲情和缺位的法治意识,牵涉其中。安溪县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,在2004年抓获的196名嫌犯中,未满18周岁的有16人。另外,还包括5名小学教师。

  “以往由于这些团伙吸纳了不少年轻人,原本人口就不多的魁斗镇一度曾闹工人荒。”魁斗镇黄副书记曾对记者透露。

  骗子靠手机短信“群发器”传输信息,并配备电子网络接传输设备。短信发送器——俗称“土炮”——巴掌大的一块电路板。它一端接在电源上,另一端接在手机上,启动后,“土炮”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自动识别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,并自动发出短信。同时,嫌犯还利用了通讯行业“一号通”等业务。这个业务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号码下面挂多个电话号码,也可以将坐机号码和手机、小灵通的号码“绑定”。所以,看似拨打的固定电话,其实对方是在接听一个手机或小灵通。一直以来,开通“一号通”和办理手机卡没有采用实名制,也给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。

  安溪县一通讯店老板告诉本报记者,2004年诈骗最为疯狂时,当地滋生了许多为其服务的关联行业。比如有专卖“土炮”的,专制作假身份证的,专门收购异地银行账号转卖的,还有贩卖异地手机号码的,甚至有银行前代取赃款的临时工。

  诈骗衍生出的违法行当大多打着“通讯店”的幌子。县城里有一家××通讯店,尤为当地人熟悉,2005年,在一次公安部门的专项打击中,一下子搜出了7箱“土炮”,每箱约60个。该店主,以正常生意为名,有恃无恐,据说一年内神奇地从派出所三进三出。

  近两年来,因为安溪对于手机短信诈骗的高压政策,相关行业不再“辉煌”。“以前每个月,至少销售超过300个号码,而现在业务量减少了1/3多。”这位老板回忆说。同样被波及的还有通讯公司——知情人士估算,安溪移动每年的营业额上亿元,但目前短信这块每年减少了2000多万收入。县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也正经历着这种难耐的萧条:早些年,几十辆车总是被暴发的诈骗者们一租数天,充门面和行骗时的派头。现在,一天甚至一辆车都租不出去。

  但依然有通讯店的老板断言,“即便是现在,如果你是当地人,只要有熟人指点,在市面上照样可以买到所有作案用的工具。”

  在目前的安溪,仅县城就有约200家通讯器材店。如果加上乡镇的,估计超过500家。沿着一位通讯器材店老板的指点,在一个安溪最普通的街口,本报记者就发现6家通讯器材店。而这个县城,城镇人口不过20万。

  重症猛药 全民战争

  从2003年起,安溪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的行动就没有停息——县公安局的重案中队,不是重点针对杀人、抢劫等恶性犯罪,而是专职负责打击诈骗;县里的看守所——约能容纳600多人——诈骗者一度占据了1/3强。

  “重症需要下猛药。”县政府一位官员说。

  第一剂是:“手机实名制”和“银行账号实名制”。即本地购买手机号码、银行开户,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和个人资料。但诈骗者很快从外地购卡,这一招被消解于无形。

  第二剂是:通讯部门对本地手机号码(外地手机号码无法监控到)“群发”的信息数量进行监控。本来利用“土炮”每小时可以发送7000多条短信,但监控后,同一手机号码一小时发送的信息数量超过规定的60条,该手机卡就马上被报废。

  这一招成绩斐然——安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曾对外公布,2004年以来,在通讯部门的配合下,该县报废了9000多张可疑手机卡。但很快又有人提出疑义:普通用户若是正常用途,完全也有可能超出60条,如此限制涉嫌滥用职权,这让通信部门颇为头疼。

  最近的手段,便是关闭全县银行柜员机,强制诈骗者必须出具身份证明才能取到赃款,而这无疑可以使警方多了一道查处的可能。但第三剂猛药也引起坊间的埋怨,尤其是外地赴安溪做生意的人,倍觉不便,终究捅到了媒体上,被指责为“新时期政府惰政的新样本”。6月初,柜员机被迫重新开放。

  此间,一种最为原始的人海战术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——

  “地毯式排查,一个角落不丢,一个人不落。”长坑乡党委书记刘金进解释说。长坑乡一官员告诉本报记者,“摸底排查花费了乡里50%的工作精力。”

  在长坑乡办公室,被排查的村民资料档案超过2米。一份份盖着章、签着名的责任状张贴在墙,将打击任务分解到量,责任到人,并对打击不力、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实行领导人一票否决制,列入一把手政绩考核指标。

  县督察组干部、乡干部、村干部、警察、党员,还包括德高望重的老人,“能动员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,逐家入户排查,每个人的收入状况、个人资料、居住地、打工地、单位,悉数登记在案,一一存档。”刘金进说,“发现可疑情况,立即处理。”

  乡派出所勾勒出了一张可疑者的“特征图”,包括:有案底负案在逃的,有犯罪前科的,经济来源可疑的,群众反映行动诡异的;还有家中充电器、通讯工具较多的;以及其他情形——包括突然外出、取款巨大的等等。

  每逢节假日,派出所民警则有意识地在各村落的入口处设卡,对可疑分子进行盘查询问,配合突然的家庭搜查;或是在村落重要地点,便衣巡逻,尤其注意携带通讯工具的形迹可疑者;或是在乡镇的网吧、银行、邮局等固定地点埋伏守候,寻找可疑对象。“所谓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。”刘书记说。

  “这些虽然增加了诈骗者的的犯罪成本,”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林副队长说,“但不能治本,而且会逼迫他们转移。”

  安溪警方期待的是,“全国推广手机卡号实名制和银行账号信息的实名制,像某些国家一样,建立公民的相关信息诚信档案,任何蛛丝马迹都可顺藤摸瓜。”而长坑乡正试图建立村民诚信档案,算是中国诚信制度缺失中的微薄努力。

  还安溪人堂堂正正的形象

  出厦门一个半小时车程,即可达到安溪地界。公路两侧,随时可见“中国茶都”的广告牌——这是铁观音的故乡,闻名遐迩。

  无辜的安溪百姓承担了少数诈骗者给全县人带来的信用代价。在县城丰泽商城做茶叶生意的陈先生说,为了不招致生意伙伴的疑虑,他尽量隐瞒自己的籍贯,甚至试图做个异地的假身份证。

  在2006年的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,安溪县委书记尤猛军,曾愤懑地读了一封自己收到的信。一位北京的老教授痛述:就因为自己“暴露”了籍贯是安溪,差点被老朋友抛弃。县委书记几乎声嘶力竭地喊,“还我们安溪人堂堂正正、高大的形象!”

  “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,而是关系一方稳定的政治问题了。”县政府一位领导坦言,“压力之大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”

  2004年之后的一年内,安溪县公安局接待了全国各地警方600多次专案组的来访,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苦笑说,“就差成立专门的诈骗犯罪打击接待办公室了。”自2003年开始,安溪县成了公安部的重点关注对象。各种级别的督察组踏破门槛。

  因为诈骗泛滥,安溪县还创造着另一段记录:两年内新华社、央视《焦点访谈》、《经济半小时》、《今日说法》、《法治在线》等节目曝光,全国县城几乎无出其右。诈骗信息甚至发到了中央领导手机上。

  一个问题也因此被无数次思考——为什么会是安溪?

  当地人会首先提到聪明才智,安溪人被誉为“泉州的犹太人”。再一,就是穷则思变的逻辑。

  作为诈骗“重灾区”的长坑,地处山区,交通闭塞,人均只有几分耕地,正常劳作连口粮都种不出来。而魁斗因为地势较低,茶叶这个当地赖以致富的作物无法生根。在兄弟乡镇竞相以茶叶、石材或是藤铁资源安身立命时,这两个乡镇显得落寞,以至当地楹联学会会长写作《安溪赋》时,只能将它们漏了过去。

  提及安溪县诈骗术的渊源,当地一位警官说:“解放初,因为地少人多,魁斗的百姓最先从事占卜算卦,影响范围主要是厦门泉州一带。”

  本报记者采访期间,适逢当地一民俗节日。小县城里许多店铺烧纸祈福,不少街道烟雾缭绕,是为祭祀土地神。而在县城通往山区的盘山公路上,时见散在田间的神庙,外观破旧却香火旺盛,当地人告诉记者,主要供奉清水大师。

  迷信的传统,后来悄然演变成了一种诈骗谋生的手段。

  而据长坑乡的官员介绍:诈骗传统可以追溯到清朝,“当地用镀银的材料制作假银元成风,清政府还专门彻查过。”1970年代末,故技死灰复燃,乡里就有人制作假银元,或以牛骨冒充虎骨行骗。

  1980年代,中国兴起基建热潮。见过世面的术士们应时转型,先是以家庭为单位办起小作坊,用两三万元成本买来一些旧的机器拼装出伪劣机械制砖机,然后以高出10倍的价格卖出。更有甚者在刊物登载豆腐块广告,广发“制砖机”廉价销售信息,在骗得定金后人走楼空。

  1990年代初,招商引资成为中国各地政府热衷之话题,诈骗分子再度应时而动,最流行的骗术是利用本地侨乡的背景,假冒港商、台商的身份,向北方城市“寻求合作”,骗取对方定金。

  同时,骗术呈多元化发展趋势,或合伙以“掉金见者有份”的方式诈骗钱财,或以“急需用钱,贱卖外币”等方式套牢贪小便宜的人。其中利用信用卡诈骗最为突出——包括偷视、调换储蓄卡等手段。

  21世纪,诈骗手段又升了一级,这次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制卡机,然后伪造储蓄卡,从银行提取储户账号里的钱。

  手机短信中奖的诈骗形式是随着港、台六合彩的侵入而浮现的。厦门警方在侦查后证实:短信金融诈骗来源于台湾。而安溪位于台海西侧,与宝岛只相隔一个海峡。

  “早年的那拨依靠诈骗获得第一捅金的人,大部分已经改邪归正,”魁斗镇一位官员感慨说,“现在要紧的是如何避免年轻一代重蹈覆辙。”

  陈建林、陈宝根兄弟一个21岁,一个17岁,生于长坑南斗村,他们的父亲以种茶为生。“两个儿子毕业后怕去茶园劳动,就去外地做起茶叶生意。”父亲叹息说。结果,孩子们在湖南折腾了半年,因为没有阅历和人脉,亏得厉害。于是,兄弟两个做起了短信诈骗的“生意”。但父亲知道,一旦有好的出路,他们就可能重新走正行,毕竟谁都知道靠诈骗是绝无出路的。

  今年刚高考完的王燕梅(化名)是个健谈的女孩,她的父亲和姐姐都因诈骗罪入狱。她的理想是报考法学院,成为一名法官。但平生第一次的法庭实践是旁听父亲的受审。

  王燕梅说自己知道父亲做的“生意”的底细,但不愿去想父亲的行为是不是犯罪。“我不想弄清楚,”她迷茫地说,“如果我考不上好的大学,就不读了,但能做什么也不清楚。”

  因此当地人认定,好的教育,好的就业,是安溪年轻人远离诈骗诱惑的惟一途径。 (原载南方周末者:朱红军)(来源:赛迪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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